生活中的经济学：用经济思维来分析“速配约会”中的择偶标准——泰格泰格是一家大型酒吧，位于剧院所在街区的心脏地带。酒吧内烟雾缭绕，声音吵嚷，空气中还弥漫着费洛蒙的味道。你若喜欢这种氛围，可以在这里约见朋友，品鸡尾酒，或来一杯夏敦埃酒，总之，这是个不错的地方。你若想寻找爱情，这里也一样是个好地方。
我去那儿的时候，进了酒吧靠里面的一个包间，这里空间稍小一些，也略安静些。酒吧里有不少这样的包间，里面的客人都提前登过记，要求酒吧额外提供一些婚介性质的服务。这些人引起了我的兴趣。他们正在进行一场“速配”约会：二十几个男孩、女孩聚到一块，共度晚间时光，整个活动由速配公司组织，并派出一名司仪做主持人。
其活动方式现在正越来越常见：每个人发一张名片、一支笔、一张用来做选择的表格，还有一大杯饮料。女士们先在散落屋内的各张小桌子旁分别就座，然后主持人摇一下铃，敦促所有的先生们快速找到自己被分配的“约会对象”。于是每对男女开始“约会”，为时整3分钟。到时间后，主持人再次摇铃，“情侣们”互相握手，当然，勇敢一些的则会互相亲吻对方。
之后，男士们换到下一张桌子，再与另外一位女士开始“约会”。半小时后，每位男士与每位女士都互相“约会”过了，每个人也都在自己表格上的名字后相应地选上了“中意”或“不中意”。表格上的信息第二天会在网上公布。但在这之前，所有人都可以在互不知情的情况下，怀着极为愉快的心情与酒吧里的“对象”畅谈，甚至选择带自己的女伴或男伴回家过夜。
我去这家酒吧是为录一个电视脱口秀节目。节目里，我以专家的身份出镜，任务是利用经济学“帮助”普通人。这次节目里被恶搞的对象是一个名为安迪的志愿者。我随口胡诌了一通与真正的博弈论根本不沾边的“博弈论”，安迪就勇敢地称他同意我的观点，他会利用这套理论劝服他最喜欢的女孩跟他来一次正式约会。等我严厉斥责他把博弈论绕得乱七八糟时，他已经在电视台上大出洋相。那一次安迪表现不佳，而我那个以经济学为工具实现人的自我提高的计划也没有成功。你也许会以为这将是任何一位经济学家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胆敢在“速配”约会现场露脸，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我们恨不得多来几次。
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家们甚至自己组织了一场“速配”约会。自从冯·诺依曼承认博弈论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爱情与婚姻，经济学家们就一直对人们如何选择自己的另一半，以及两性关系的运行机理兴趣不减。
如果你希望弄清楚人们选择另一半时采取的方式，“速配”约会则是一个非常棒的着眼点。每个人面对许许多多潜在的另一半都会做出怎样的反应？而你若想在传统的约会情境下收集这类信息，简直是不可能的事，除非你拥有望远镜、窃听器，还有一名优秀的私人侦探帮助你。
显然，爱情、约会与婚姻只用理性选择理论来解释是不够的，但理性选择却是这一串故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生物学家或诗人也许能解释我们为什么会陷入爱情，历史学家能够讲述各个世纪中婚姻制度的演变历程。而经济学家则告诉你爱情背后潜在的逻辑关系，也就是爱情的原因与基础。我将探讨婚姻市场上的竞争关系与供求关系。
等一等，爱情里真的存在竞争吗？如果你的答案是“否”，那么你是幸运的——很显然，你所深爱的对象从来没有跟你最好的朋友发生过什么。或者你认为供求关系只是经济学家们分析工具包里的几大件之一，在人们对浪漫爱情的讨论中并无一席之地。
那么，不妨把你的观点分别告诉学工程的学生（基本都是男生）与学护理的学生（基本都是女生）。在全世界的大学里，这些学生们都在组织护士与工程师派对。我们将着重考察在适龄男女比例失调的地区人们的理性反应。
《欲望都市》里的女主角凯莉·布拉德肖给我们讲述了许多因纽约单身女性数量超过单身男性而导致的这些女性陷入各种困难的故事。我们将会看到，两性比例哪怕只有一点点不均衡，都可能引起惊人的影响。在此之后，我们将探讨婚姻内部或其他长期非婚交往关系中存在的理性讨价还价现象，如谁上班，谁照料小孩，谁负责购物，谁在婚姻触礁时提出离婚申请等。
有时候，人们能感觉到这种讨价还价的存在，但并不明说。我们希望丈夫与妻子相亲相爱，都喜欢对方陪伴在身旁，做一对浪漫的爱人。但同时夫妻双方又是一个经济结合体，分摊家务劳动，共同支付抚养孩子的费用，以及让每个家庭成员都感到家的温暖。
20世纪70年代离婚率急速上升，在其现象背后的真正原因是经济变化，换句话说，就是人们对不断变化的各种刺激所做出的理性反应。同样，妇女大踏步地追求工作机会平等，原因也是经济变化。她们的平等运动富有戏剧性，而且仍在上演。我们将了解理性反应是如何将离婚、避孕药与妇女在工作岗位上取得的各种成就铸成了环环相扣的一个圈，其实这三个问题都与长期交往关系中每对男女之间的各种谈判紧密相连。
但是首先，我们得解决一个古老的问题：人们是否会花上一生时间寻找那个“唯一”，唯一的某一个人，或者说得更明白些，特定的某一类人？那个人既与自己个性相合、社会地位相符、事业上志同道合、经济上互相匹配，同时又是个绝佳的性伴侣——这就是“唯一”。或者人们是否会根据自己可能碰到的“货色”，适当调整自己的标准？换个问法就是，到底浪漫派正确，还是眼中只有利益的现实派正确？对这个问题，我承认我无法给出确定的答案。
哪怕新一代经济学家中最具发明创造才能的人也未曾设计出哪个实验能够证明人们在婚姻中是否会根据市场行情上下调整自己的标准。但学者们在对“速配”约会的研究中找到了一些具有揭示性意义的证据：请出经济学家米凯莱·贝洛特与马尔科·弗朗西斯科尼。“
速配”约会中的男女能够向他们见到的任何人提出约会邀请，并在下一轮向新的对象发出邀请，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了被拒绝时的窘迫感。这应该能够表明，对大部分人来说，提出约会邀请便是一种简单、直接的方式表示接纳对方。没有人会向自己不愿接纳的对象提出约会的请求，也没有人会在自己期待与之约会的对象面前压抑情感。
在贝洛特与弗朗西斯科尼的成功劝说下，英国最大的一家婚介服务机构愿意向他们提供关于位参与者在“速配”约会中的活动情况的信息。在这些人中男女各半，每个人在差不多两年的时间里都曾参加过84次“速配”约会。两位学者能够从信息中了解到谁参加了哪一次活动，以及谁又向谁提出过约会邀请。女性向她们遇到的男性提出约会邀请的数量占男性总数的10%，而男性则稍微不那么挑剔，他们向20%的女性提出过约会邀请，但男性的成功率仅为女性的一半。听到这个，很多人都并不感到惊讶。
高个儿男性、苗条的女性、不吸烟的人以及专业人士收到的邀请相对较多。听到这个，更是无人惊奇。但下面的结论也许会令您非常惊讶：通过研究个分别举行的“速配”约会，也就是个小时生硬的对话，下面这点已越来越明确、清晰：参与者似乎会根据当次“速配”约会上出现的人系统地、理性地改变自己的择偶标准。看来，人们根本没有在寻找“唯一”。举个例子说，男人不喜欢太胖的女人。那么你可能会想：如果哪一天晚上两倍于平常数量的胖女人现身约会现场，那天晚上男性们提起约会邀请的数量一定会有所减少。
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男性们提出约会请求的频率跟平常完全一样，也就是说，当体重两倍于平常的胖女人出现的时候，收到约会邀请的胖女人数量也是平常的两倍。与之相仿，女人更喜欢高个儿男性，不太喜欢矮个儿的。但如果那个晚上的男性都不足6英尺（约合1.80米），矮个儿可就交好运了。
大多数人更青睐于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做自己的交往对象，但如果博士们都不在场，人们也会向有过退学史的人提出约会请求。如果人们真的在寻找某一特定类型的人做交往对象，我们本可以这样期待：在人们寻找的类型不在“速配”约会现场的时候，大家的反应就是失望、耸肩，然后搭公交车回家，决定在电视机前度过星期六的晚上，并希望下一次出席“速配”约会的人更合心意。
但实际上根本没有这回事儿，人们的反应恰恰相反：在可供挑选的人“质量差”的时候，大家就降低自己的择偶标准。注意：这则实验并不表明人们并不挑剔。即便当晚男人拒绝了80%的女人，相比之下女人也要更挑剔些。该实验真正说明的道理是：人们在挑剔余地大的时候便愈发挑剔，在没什么挑剔余地的时候，则会选择将就。说得通俗一点，就是人们在婚姻市场上，对自己有能力得到的“商品”感到很满足。
爱情不理性，但相爱的人是理性的。当一种性别的数量超过另一性别的数量，哪怕只超出一点点，就会在理性的情人中产生惊人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