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3月10日8时56分，医院，伴随着一阵清脆的啼哭，一个体重克、身长52厘米的婴儿被剖腹主刀医生张丽珠教授从宫腔内取出。在张丽珠身旁守候的儿科医生将婴儿用蓝花被单、粉花被子小心翼翼地包裹起来，抱到产妇郑桂珍身边。这位来自甘肃礼县盐关镇的妇女，因输卵管阻塞而20年未孕，终于在39岁这一年成为了一位母亲。郑桂珍为女婴取名郑萌珠，萌是萌芽、开始的意思，而珠则是希望她像珍珠一样闪闪发光。萌还有另一层意思，隐喻她是中国第一个试管婴儿。
在郑萌珠出生的10年前，也就是年，英国科学家让·普迪、罗伯特·爱德华兹和妇科医生帕特里克·斯特普托将培养皿中的单细胞胚胎分裂为8个细胞，并成功将其移植入母亲子宫内，世界上首个试管婴儿路易斯·布朗（LouiseBrown）就此诞生。试管婴儿的学名是“体外受精和胚胎移植”（IVF-ET），即：使卵子和精子在体外人工控制的环境中完成受精过程，再将早期胚胎移植到女性子宫中，发育成胎儿。据统计，自路易斯·布朗出生以来，约有万婴儿在辅助生殖技术的帮助下来到这个世界。而在中国，自年郑萌珠诞生以来，辅助生殖技术迅速发展，截至年，中国已经成功出生3万多名试管婴儿。
世界上首个试管婴儿路易斯·布朗
在中国试管婴儿技术实践30周年之际，回望这项技术在中国走过的艰难历程，我们可以看到，在计划生育政策大行其道之时，专家和学者如何利用话术与修辞，将试管婴儿技术的重点从增加人口数量转移到对于人口素质的强调，并且将其纳入国家发展和技术进步的综合叙事中，为这项鼓励生育的技术在一个限制生育的国家寻找生存夹缝。当我们将目光聚焦于辅助生殖技术的主要承担者——女性身上，就会看到，在鼓励生育和限制生育这一双向运动中，女性相较于男性，承担了更多的生育压力和中医理论及传统迷信对于不孕不育的污名化。因此，过去三十年来，试管婴儿技术在为中国众多不孕不育夫妻带来福音和希望的同时，也为女性制造出了一种全新的生殖焦虑。
从生殖到优生：试管婴儿技术在中国的话语变迁
“我国人口这么多，还要搞什么试管婴儿？这是和计划生育政策对着干。”“试管婴儿对我们国家究竟有什么好处？”
在郑萌珠出生十年之后，当时的主刀医生、国内著名妇产科专家、医院妇产科创始人张丽珠仍然要面对诸如此类的质疑。张丽珠的回应是：“毫无疑问，中国有巨大的人口，确实应该以家庭为单位进行计划，这包括为控制生育率进行的避孕和堕胎，以及对于女性和男性进行的不孕不育治疗。有些人可能会问，中国已经有这么多怀孕的女性了，为什么还有治疗不孕不育？按照这个逻辑，既然中国已经是人口过多了，为什么还要治病救人呢？为什么要帮助残疾人？为什么要救死扶伤？医院？为什么需要医生？”
年代初期，对于如张丽珠这样的妇产科专家来说，一方面，她的主要工作是跟随中国妇女代表团到世界各国访问，宣传中国妇女的工作、地位以及刚刚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以避孕和人工流产为手段达到人口控制的目的，是她当时的首要研究任务。但另一方面，张丽珠也陆陆续续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大约封信件，写信的大多数是女性，这些书信向医生痛诉了她们无儿无女的痛苦以及由此带来的夫妻纠纷和婆媳矛盾等等。这些女性在信中详细记录了夫妻二人如何穷尽当地资源，尝试各种传统的治疗方式及偏方后仍然求子未果，她们似乎将张丽珠当成了最后的救命稻草。在读到这些女性的故事，并与其中一些人交谈之后，张丽珠首次注意到了年首次在英国试验成功的试管婴儿技术，她认为这项技术或许能够帮助这些寻医问药的家庭。在那之后，她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