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的总生育率，已经连续多年全球“垫底”了。
据统计，年，韩国全年总和生育率跌破0.81，较年下降了0.03%；新生儿数量同比减少4.3%，为26.06万名，同样刷新统计以来的最低值。
尽管韩国*府使出浑身解数试图激励生育，但生育率却始终如一潭死水，泛不起一点波纹。年轻人不但不要高额生育补贴，甚至宁愿打仗也不生娃，誓要与传宗接代的使命抗争到底。
这让不少人担心，韩国或将成为“全球首个消失的国家”。
那么，不差钱的韩国为什么生育率垫底？
韩国年轻人为啥宁愿放弃高额补贴，也依旧坚持孑然一身的人生态度？曾经人口增长颇为迅速的韩国，又是怎样一步步沦为如今“产房不闻哭声”的尴尬境地？
一、逐渐“消失”的韩国
如今面临极为严峻的生育问题的韩国，曾经也拥有一段“人丁兴旺”的繁荣时期。
朝鲜战争结束后，饱受战火摧残的韩国迎来了休养生息的机会。在社会环境安定、大量难民涌入、医疗技术进步、及传统多育观念等多方面因素的驱动下，韩国迎来了人口出生的浪潮。
上世纪60年代，韩国的人口增长率达到了2.9%，居历史最高水平。
然而，彼时的韩国生产力水平尚不发达，国内仍未摆脱普遍贫困现象，人口学家更是给出了“高人口增长率会加剧贫困，阻碍经济增长”的论断。
面对如此水涨船高的人口增长率，韩国*府不得不亲自出面调控，普及避孕知识、完善计生体系，宣传节育观念，这才使得生育率逐步得到控制。
70年代，为了应对依旧居高不下的人口增长率，韩国出台了《母婴保护法》，进一步规范了计划生育的体系，之后还启动了“二孩*策”。
与我们所熟知的概念相反，彼时韩国的“二孩*策”是为了限制人口增长。因为当时的韩国家庭人均“超生游击队”，一对夫妇膝下三五子女是屡见不鲜的事情。
在多项节育措施的作用之下，至90年代初，韩国的生育率逐步跌落至1.57左右。
*府也逐步将工作重心从“调控人口”转移到“提升人口质量与社会福利”，意图实现行稳致远的长期人口发展格局。
然而，经历了“汉江奇迹”、实现经济腾飞的韩国未曾意料到，曾经被高生育率搞得焦头烂额的他们，即将彻底与高生育率背道而驰，再无相逢之时。
年，经过社会层面的多方评估，韩国取消了长期以来秉持的生育控制*策。
但人口生育率却如同霜打后蔫吧的茄子、倒伏的麦穗，依旧保持着下跌的趋势，并且下跌幅度一年比一年大，一度趋近于负增长。
自21世纪以来，韩国的年出生人口数量经历了一系列断崖式下跌，从世纪之初的跌破60万，一步步跌到年的不足40万，再到当下跨越“死亡交叉线”的不足30万。
不难看出，韩国人对“生育”一事的抵触已经越发明显。
截至当今，处于“世界垫底”状态的韩国生育率依然在持续下滑，并无些许好转的迹象。
作为世界“闻名”的“低生育率”国家，韩国一直都是人口学家津津乐道的研究对象。
早在十几年前，牛津大学人口学家大卫·科尔曼就曾预言：
“倘若韩国的生育状况持续恶化，韩国或将成为地球上首个因为人口问题而消失的国家。”
韩国国家研究中心（NARS）也曾基于本国人口增长率，进行人口数量模拟，结果十分悲观：
如果保持目前的生育率，半个世纪后，韩国的人口将“腰斩”，缩减一半。而最多到年，“最后的韩国人”将迎来生命的终结，同时也将宣告韩国正式从这颗星球上除名。
面对日趋严峻的人口形势，韩国*府开始使出浑身解数试图亡羊补牢。
年，韩国颁布了“低生育行动框架与人口*策”，昭示着韩国正式转为鼓励生育的人口*策；同时还颁布多个“生育五年计划”，意图在全社会建立有利于生育与保育的社会环境。
为了鼓励年轻人传宗接代，韩国*府还投入大量资金设立儿童照顾机构，缩短育儿父母的工作时间，平衡工作与家庭的冲突。更不惜投入近千亿美元的财*资金完善生育津贴制度。
根据本届韩国*府的说法，到年，育有1岁以下婴儿的父母每月津贴将从30万韩元增加到70万韩元（-美元），到年增加至万韩元（美元）。
只是，依旧效果甚微。
年，韩国刷新了世界最低生育率记录：总和生育率同比减少3.4%，为0.81。
跌至0.81的生育率，宣告的是韩国*府长期调控*策的失败，更是对韩国当下“病态”社会的无声控诉。毫无疑问，韩国正站在“人口悬崖”的边缘。
身为帅男靓女众多的发达国家，被*府寄予厚望的韩国年轻人，为何不愿生育了？
二、“绝后”的韩国男女
从冰冷的大数据中抽出身来，我们也许能在奔走于市井、职场、家庭的韩国普通人身上，寻觅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32岁的金荣钟是工作于首尔市的一名白领，虽然拥有较为稳定的工作，但他并不着急结婚生娃，而是将“结婚生子”这一目标放在了不惑之年。
他身边的诸多朋友就更不着急了，不仅毫无繁衍后代的兴趣或打算，还决定，哪怕步入婚姻，也要选择“丁克”，生孩子只会扰乱他们原本的人生计划。
如此看来，在周边诸多好友中，金荣钟还算是寥寥无几拥有“生子”这一观念的人。
但金荣钟感觉自己压力很大，他时常感慨道：“生孩子必须要有房子，但在首尔买房很困难，要借贷，而一借贷就要被*府的房地产*策所钳制。”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高昂的房价已经成为许多韩国青年人的“避孕药”。
在物欲横流、金钱至上的喧闹社会之中，尚且自身难保的韩国年轻人，无力为尚未问世的生命支撑起足以避风的港湾，只能不断地推迟，直至放弃延续后代的想法。
问题来了：韩国年轻人就不能退而求其次，舍弃首都等繁华地段的优越条件，蛰居物价房价更为亲民的边际小城吗？就非得在大城市买房子吗？
但，这样真的能解决年轻人不愿生子的问题吗？
很遗憾，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就算平稳安家落户，构筑起容身之处，与小生命一同接踵而来的还有令人望而生畏的高昂育儿成本。暂且不提婴幼儿时期的母婴用品开销，单上学费用就已是阻隔无数夫妻生育的天堑。
首尔高中平均每学期的学费为万韩元（约3万人民币），这让不少想为孩子寻找良好教育条件的家庭望而却步。
更何况，在韩国严重内卷的趋势下，考上优秀大学的难度日益增加。
就算成功考取名校，也要面对动辄一年近千万韩元的高昂学费....
这诸多高昂款项对于普通的韩国家庭而言，基本无力负担。
这一恶性循环，使得韩国逐渐踏入“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窘境。
学历卓越、家境优渥的家长，可以为孩子提供更为优秀的学习条件，使其顺利进入名牌学府。
而家境拮据的家庭则从一开始就输在了起跑线上，在各方面都以金钱铺就捷径的道路上逐渐落后，直至最终被淘汰，再把悲剧的循环延续到下一代。
虽然韩国*府为了刺激生育，提供的几十万韩元补贴并不寒碜，但在高物价、高消费的韩国社会前只能算作杯水车薪，一次两次的补贴根本无法从源头上解决年轻人“不想生”的问题。
如果对于男性而言，“物质条件不到位”是组建家庭的最大障碍，那么对于韩国女性而言，她们不想成家生子的最大障碍则是——对此前社会身份的割离与来自社会观念的压迫。
如何理解这句话？来，举个例子。
韩国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塑造了一个颇为典型的韩国女性形象——金智英。
她在重男轻女的家庭氛围中长大，经受了诸多来自韩国社会层面对女性群体的忽视、遗忘、甚至冷落排挤。
婚后，要同时兼顾家庭与工作的她深感力不从心，她想要努力工作，创造社会价值，证明自己的能力，却又不得不牺牲工作的空间，投入到无法逃离的家庭责任之中。
金智英的人生遭遇，是无数韩国女性的缩影。
韩国封建时期遗存的对女性与生俱来的偏见，依然难以根除，她们也许人生经历各不相同，却都或多或少地经受了来自社会层面的冷眼。
因此在诸多韩国女性的观念之中，相较于幸福，婚姻代表更多的是责任与义务。
一旦选择踏入婚姻，她们必须要做好与过往身份、工作割离的心理准备，舍弃掉也许能让社会对她们得以改观的诸多机会，安心地成为一名贤淑妻子，全职母亲。
传统观念与社会实际的碰撞，使得韩国女性对婚姻、对生育愈发疏远。
来自韩国大邱、正在攻读硕士学位的李英珠，也表达了自己对于婚姻与生育的看法，她认为，职场环境与社会观念是阻隔她成为母亲的主要因素。
尚未踏入职场的她深知韩国职场的复杂残酷，在招聘时，许多韩国企业都会直言不讳地询问女性应聘者对于生育问题的看法。
甚至在韩国许多企业中，女性一旦怀孕，便意味着自动离职。
即使生育后重返职场，她们所要面临的依然是困难重重。由于年龄的限制，产后女性得到工作的机会将骤然缩小。
可以说，韩国社会几乎是在逼着女性们做单项选择题。
因此，比起组建家庭、结婚生子，韩国女性们更愿意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到提升自己、证明自己的领域之中。她们认为，与其将大好青春人生投入到维持婚姻所要应付的鸡毛蒜皮、柴米油盐等等麻烦中，倒不如孑然一身，逍遥自在。
三、“不生”社会，路在何方？
面临人口之殇的韩国，未来究竟该何去何从？
从几近“人满为患”到如今“不见孩提”，韩国用半个世纪的时间活成了“不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出生人口与死亡人口的差距日益扩大，这片朝鲜半岛南部的土地正在变得愈发空旷。
低生育率为韩国带来了何种影响？
答案是直观的，显而易见的。
首屈一指的，便是严重的社会老龄化问题。
来自于人口增长时期的韩国老人们，正在逐渐成为韩国社会之中占比最多的人群。他们生于哥弟姐妹众多的家庭中，全程经历了韩国人口增长最为繁荣与最为衰落的两个时期。
在寓意着人口增长的二次函数末尾，他们以庞大的基数成为了韩国老龄化社会的地基。
他们并不明白，年轻人为何不愿承担起在他们眼中是“人类自然规律”的结婚生子义务，而非要在霓虹灯与歌舞酒水编织出的快活中虚度光阴。
75岁的首尔居民李尚载，在街道漫步时总能看到未婚的单身女性们推着婴儿车，车中放的并非婴儿，而是小狗，这些女性们还自称为“狗的妈妈”，将所有爱怜都倾注到狗子的身上。
“这真是疯了！”李尚载表示，“狗难道是她们生的吗？”
没错，75岁、领着高额退休金的李尚载并不理解，这些女性为何不选择孩子，而选择狗。
这个啼笑皆非的事例，折射出的是招致老龄化社会的根本原因之一——生育观念的转变。
老一辈的韩国人笃信传宗接代的自然定律，而新一代的韩国年轻人则认为，感情的填补方式并非只能依靠婚姻与血脉亲情。
专家预测，在如此老龄化社会的压力之下，如果新生人口继续保当下的速率，韩国将成为从“老龄社会”转变为“高龄社会”耗时最短的国家。
其次，是不可避免的劳动力短缺问题。
生育率的降低，意味着劳动力资源将陷入紧张。经济社会的发展亟待劳动力填补空缺，但韩国却已经陷入到填补空缺与刺激生育难以兼顾的窘境之中。
劳动力的缺失，象征着企业许多工作岗位难以得到填补，对于依靠劳动力生存的企业而言，这无异于断了生存之路。
“劳动力短缺”与“老龄化社会”，这两个难以根除的社会疑难杂症碰撞到一起，使得韩国刮起了夕阳就业风潮，无数已逾古稀之年的韩国老人再次踏上岗位，拼命工作...
据统计，在总人口0余万的韩国，为了生计而依然不停奔波的老人有余万之多。
他们本不必如此“老骥伏枥”般地辛勤工作，但来自儿女的消费压力、来自社会层面对他们的征召，使得他们不得不放弃了颐养天年的愿望，再次投入到工作之中。
在每个暮色四合、华灯初上的傍晚，首尔街头被熙攘的人群填充。老人们身着制服，为生计奔波，年轻人们则三五成群走入酒吧、舞厅，在“活在当下”的有恃无恐中挥霍精力钱财。
这，就是“不生孩子”的韩国社会的真实写照。
档案室说
有些人将韩国形容为“一个没有新玩家，老玩家们等待着关服的游戏。”
能否从“人口死亡交叉线”上挣扎出来，摆脱“凭空消失”的命运？韩国*府又能否改变流行于青年群体，并趋于病态的“不生”观念？
这一切依然是未知数。
在“无法保证孩子能生活的比自己更好”，“不愿孩子延续自己为富人打工的命运”等观念纵横的韩国社会中，韩国拯救人口问题的道路依然任重道远！